"礼之用，和为贵"，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意义非凡。钱穆解：“礼之运用,贵在能和”；杨伯峻解：“礼的作用，以遇事都做得恰当为可贵”；李泽厚解：“礼的作用，以恰到好处为珍贵”。一个“和”字，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思想放飞和理想追求。

“礼之用，和为贵”出自《论语·学而篇》：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标点采用杨伯峻《论语译注》）

01.和，是一个名词概念

钱穆在译文里没翻译“和”字，是把“和”当作与礼、仁等一样的一个名词概念来对待，可谓极为恰当。对这一章最古远的解读是三国时期魏国何晏《论语集解》中所辑的汉代经学家马融之解，和字原样引出：

“人知礼贵和，而每事从和，不以礼为节，亦不可行。”

这个诠释十分简明，但却成为了千百年来著作者们继承、发展、创新的解读底本。和，也逐渐成为人们积极探索和实践的热心词语，并且一和绝尘，破空而来！

02.和，是一种关系的极佳状态

大概与孔子的仁、老子的道不可定义一样，要想把"和"明确地解释出来，都不免陷入得此失彼的境地之中，怎么品也仿佛没了原汁原味，但却也丰富了认识，开拓了视野，促进了高层次的文化认同。

钱穆在“本章大义”中对“和”作了解释：

“言礼必和顺于人心，当使人由之而皆安，既非情所不堪，亦非力所难勉，斯为可贵。”和，解作和顺，指和顺于人心，将“和”从礼与人心关系中考察，把人的思维带进了心性之中。

杨伯峻解“和”为“遇事都做得恰当”，与李泽厚解释的“恰到好处”，同出一辙，侧重在礼的度和分寸感的适用上作了开拓。

再放眼古代大家的诠释，更是令人眼界大开——

南北朝梁朝皇侃《论语义疏》和北宋邢昺《论语注疏》都从礼乐关系的角度将“和”解读为“乐”，认为“和”是音乐之和。皇侃说：国君教化手段，“必礼乐相须。用乐和民心，以礼检民迹。迹检心和，故风化乃美”，强调“行礼须乐”，“行乐须礼”，这种“礼乐相须”就是“和”，把乐的因素引入到“和”之中，使“和”在礼乐关系中得到了重视和强调。

到了朱熹《论语集注》，又从体用关系和理学角度，进行了解读：“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虽严，然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乃为可贵”。认为礼与和是体用关系，礼与和浑然为一，礼中包含着和，和中有个礼，并根本在于心之和，在于自然和缓。礼和交融、心性和缓即是“和为贵”。浑然、自然，使“和”的涵义再次升华。

清代《论语》诠释的集大成者刘宝楠，又进一步从“中庸”的高度进行解读，认为“此章之旨，所以发明夫子中庸之义也”。他将“礼乐”、“中和”、“中庸”之间关系与《礼记》、《易传》、《荀子》、《尔雅》进行关联思考，把《论语》置于更广阔时空中，引人入胜，探寻不已。

“礼之用，和为贵”，已经成为开放性的话题，在不断地积淀、扬弃、发展中形成了一种与时偕行的文化认同。和，已经无须追求语意上的整齐划一，因为它所凝聚人们飞扬的情思、理想的向往早已把人们带入了一个令人神往的“和”的国度。

03.和，是一种理想的追求

钱穆说“礼之用，和为贵”所在这一章，“最孔门言礼之精义，学者不可下深求”，足见这一章的份量。

礼乐文化到了西周达到了鼎盛，孔子引以为治国的重要机制。面对春秋以来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把礼乐文化建设作为理想社会追求的重要抓手，力求通过正礼乐，从而正人心，最终正社会。所以，“礼之用，和为贵”这一章更多地是代表了孔子师徒对礼乐文化的理想追求。它既是对“先王”礼乐之和的追念，又是对当时礼崩乐坏的反思，更是对未来社会之和的企盼！

从《论语》中看，礼崩乐坏、不和的问题相当突出，它的实质是政治政权、国家治理、社会状态问题。

“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说明政治政权失控、混乱即不和，是礼乐不和的根源，或者说礼乐不和即是治国上的失败、天下无道的体现。

季孙氏不用大夫而用天子之乐“八佾舞于庭”；孟孙、叔孙、季孙在家庙祭祀时用天子之乐“三家者以《雍》彻”：说明乐已经远离于礼、漠视于礼，这不仅是礼乐之间和不和的问题，并且标明上层社会已不是简单地不和问题而是充满着矛盾对立。并且从说“郑声淫”来看，下层社会的“乐”也如脱僵野马。这些说明，当时整个社会从礼乐角度考察已经到了天下无道、天下不和的严重地步。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说明当时礼乐已经徒有其表、只有外在器物形式。即使礼乐两者都不偏废，也都丧失了礼乐的内在精神，即“和”的韵致。从中还可以品出，礼乐之间，互相依存是一种“和”，而礼乐自身各自有“和”，即礼乐的内在精神是“和”。礼，如果失掉了礼自身的内在之和，就只会剩下徒有“玉帛”那样的外在形式；乐，如果失掉了它内在之和，同样会只剩下“钟鼓”那样的外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