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句话听起来似乎颇有气势，但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这句话的真意。这话广泛地流传在网络之上，包括知乎、微博、贴吧等各处网络聚集地，都能看到有人提及此句。

这话在史学界其实一直被视作一个乐子，但由于网络上的传播之势实为沸沸扬扬，满城风雨。最终姚大力、葛剑雄等专业学者不得不亲自下场，分别从元清的政治文化贡献、3100年来中国及华夷演进等角度予以了辨析。

然而，学者的亲自下场对于扭转舆论并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原因在于学者的论述往往是面向其他知识分子及部分大学生，而非全体网民。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名新媒体工作者，实在是有义务站出来出一份力。

“崖山之后，再无中国”，其实来源于日本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罗玮先生的考据，“崖山之后，再无中国”的说法其实来源于日本。准确地来说是日本作家田中芳树于1997年出版的一部讲述崖山之战的历史小说《海啸》，“崖山之后再无中国”正是该书的主题语。

这一句表面上看情感魄力十足，带有浓厚的历史悲剧情绪，但实际上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政治立场灌输。为什么这么说呢？

田中芳树作为一名小说家，他写下这句话时有可能是出于纯文艺的角度表达对唐宋历史的惋惜。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句话被日本有心人发现，积极地进行了政治化演进。在他们的努力下，“崖山之后无中国”变成了日本侵华的有力支撑。

这个逻辑是这样的，从崖山海战之后，中华文明或者说汉文明已经宣告终结，转而被满蒙文化取代，从先进文雅的农耕文化转变为落后残忍的游牧文化。而日本则有幸在崖山之后承接了中华文明的正统继承，换言之，“中华正统在日本”。

随后，他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日本侵华其目的在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正义而伟大的任务，是来解放在满蒙统治之下生活困顿，怀念唐宋的人民的义举。

就这样，日本的学者们不仅将日军的侵华暴行予以洗白，还否定了中国自元朝后近七百年的历史，甚至还将日本定为了“中华文化的当代中心国”。日本政客和学者的算盘打得可是叮当响。其实，在田中芳树写出《海啸》前，日本学界已经提出了“元清非华论”（也称满蒙非中国论）。

鼓吹这一结论的主要是内藤湖南、矢野仁一和宫崎市定三位日本东洋史右翼历史学家。所谓的东洋史，是明治维新之后产生的一个新学科，以中国历史为研究核心，具体的研究范围可以扩展到整个亚洲。这个学科从兴起之初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甚至可以说这个学科被提出创建的目的，就是为日本的殖民扩张提供法理及学术依据。

内藤之说

日本东洋学的三大学者中，内藤湖南的言论最具有代表性，值得单独一章予以介绍和辩驳。他的基本观点是“中国文化中心移动说”，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心是按照“洛阳→长安→燕京（及江南）”的顺序进行迁移的，这个观点是他理论的一个基石或者说前提。依据这个观点，他提出了中国发展“中毒解毒说”。

内藤湖南（左一）

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形成后，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种种负面症状，也就是“中毒”。而周边的新生势力对于“衰老而中毒的中国”具有反作用，能够在互动之中，帮助中国“解毒”或者“恢复年轻”。他宣称“中国文明长盛不衰的原因，就在于周边势力源源不断地解毒。”

内藤的理论有合理之处，但他的表述显然带有某种并不友善的目的。这套理论描述的其实就是汉族与周边民族的互动，我们将这个过程称之为“民族融合”。我们承认少数民族的融合，对中国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也承认这种融合，为中国文化提供了新的生机。

但内藤特意将“中国”这个概念局限于汉族政权，将汉族与蒙古、满洲割裂，将中国与辽、金、元、清等王朝人为分割，使这一理论在后来演化成了今天的主题——“崖山之后无中国”。在内藤称述完他这套逻辑之后，他的卑鄙终于图穷匕见。

他强调，对于中国而言“外来民族的侵入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这也是中国能够“长久存在的原因”。

其目的显然已经昭然若揭，他的理论，其实就是将日军侵华的暴行美化为“为衰老的中国注入活力的义举”。内藤对这一目的的表述非常清晰，在他的一篇名为《日本的天职与学者》的论文中赫然写道，“（中国文化中心）今又将有大移动，识者实早已了解其间要领，此乃日本将接受大使命之际也”

九一八事变

随后，内藤进一步说道，日本应该“将日本的先进文化移动到中国，促进已经处在衰老垂死状态的、产生自身中毒征兆的中国实行革新”并宣称“日本的力量介入中国促使其革新，还算是中国自发的革新，而最快的捷径是从军事上加以统一”

从内藤这个“东洋学之父”的态度上，已经可以得知当时的日本东洋学是个什么玩意了。

元清怎能非华？

在认识元清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问题上，要抛开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民族融汇的过程，既有温和的一面，也有残酷的一面。民族融合高潮的时候，既有胡人与汉人融洽相处，在数十年后几乎没有分别的记载。也有双方残酷交手，血流漂橹的记载。

对于这个现象，要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待呢？李世民所在的关陇李氏，就有胡人的血统，李世民的祖母是鲜卑大将独孤信的女儿，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也是北周皇族，同样是鲜卑人。这就是胡汉合流的一个例证，李世民都是如此，其他人更不必多提。

阎立本《步辇图》

实际上，在五千年的漫长演化中，早就没有了纯粹的“胡人”与“汉人”。从内蒙古地区找一个蒙古族人，追溯其祖上，必定能找到大量的汉人血脉。同样，哪怕是在江南一地找一个汉族人，追溯其祖上，也不免找到各种“胡人”的踪迹。

中华民族是一个开放而包容的概念，绝非狭隘的大民族主义。“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乎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陈黯（唐代文学家）”

陈黯的意思，就是要用文化而非血脉作为辨别华夷的标准。举例来说，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无恶不作之人，我们不认为他是华人。但并非土生土长于中国的人，如果他潜心学习中国文化，热爱整个中华，则我们也能将他视作朋友。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人一直将北人视作“落后的蛮夷”，但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却涌现了一大批“通玄学、善音律、晓庄孔”的北魏鲜卑士大夫贵族，他们的墓志铭用笔方圆兼顾，气息高贵文雅。于是，众多以文化人自居的南人，也不由得发出感慨，“北方已经不是蛮夷之辈了啊”。

连古人都能有这样开放包容的民族文化视角，更何况我们今人呢？总的来说，“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本质是日本为了洗白侵华战争提供舆论支持而生造出的说辞。这种说辞不仅流行于日本通俗文学领域，还通过网络包装之后传入中国。

对待这种历史言论，今人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