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官、切饭、豪烧、汏脚、睏缟、野世宝……”你不是崇明人，很难明白这些词语的含义。如果单从字面上理解，那就很可能闹出笑话。崇明话就是这么风趣、有味道，似乎并不属于哪一类方言范畴，别无分店，独此一家。

除崇明岛之外，在离岛不远的苏州北部沿江地区、南通启海一带，有不少人以崇明话为方言。这些地方说崇明话的，大都是当年由崇明岛及其周边迁徙到长江两岸或东海滩涂围垦成陆地带的崇明人。崇明话似乎并不属于哪一类方言范畴，别无分店，独此一家。

“小官、切饭、豪烧、汏脚、睏缟、野世宝……”你不是崇明人，很难明白这些词语的含义。如果单从字面上理解，那就很可能闹出笑话。单就一个“吃”字，崇明人就可以用“切”“触祭”“食嗓”等来对付不同的语境。有一次，我出差到外地，不小心丢了车票，不由自主地喊出了一句“奈么卵”（“不好”的意思）的崇明话，周围的人都楞住了，根本不知道我说的是啥。

其实，崇明话源头在崇明岛，近1400年来，由一代代上岛的上海人、浙江人、江南人、江北人的乡音再加上舶来语演变而来，形成了独特的地方话。由于崇明岛地处长江入海口，四面环水，因而充斥着一股鲜活、接地气、原生态的江水海水混合味，既有原始的纯朴与本真，也不乏因缺少文化而带来的荒蛮与粗俗；既有江岛渔村的土味，也有小市民南腔北调的杂味。

崇明话爱加上个“老”字、“头”字和“洋”字。常常把“老”这个形容词当成程度副词，一般过格或超度的概念统统称为“老”。如“老伯伯”“老老早”“老好人”“老面孔”“老滑头”“老油条”“老骨头”……真是不老不说话，不免有老头老脑、粗硬直白的况味。

崇明话没有儿化音，但词尾往往会加上一个“头”字。例如“纸张”说成“纸头”，“人傻”说成“寿头”，“人情往来”说成“人头”，“钮扣”说成“钮头”，“外面”说成“外头”，“灶”说成“灶头”，“锤子”说成“榔头”，“膝盖”说成“膝镘头”，饭量大的孩子说成“饭榔头”……即便是“头颅”的“头”字，也说成了“骷榔头”。

听崇明人如此讲话，仿佛一阵阵惊涛拍岸。也许是因为紧邻上海，受海派文化的影响，且开放程度相对高些，崇明话又常常带上个“洋字”，如“洋火”“洋油”“洋灯”“洋钉”“洋锹”“洋机”“洋钿”等。崇明话虽不好听，但崇明人说着、听着，挺得劲儿，很有亲近的乡土气息。

崇明话还有着浓浓的“嗲”味。这主要是传承了上海话的基因，有时加前缀、有时加后缀，听来“嗲嗲”的。比如“蛮蛮大（大）、交交关（多）、笔笔直（直）、绑绑硬（硬）、雪雪白（白）、蜡蜡黄（黄）、鲜鲜红（红）、湿搭搭、潮兮兮、霉休休、香喷喷、黑彻彻（黑）、寿兮兮（傻）、甜津津（甜）、酸济济（酸）、臭血血（臭）”等，让你每说起这些词，别有一番滋味。

喝长江水的崇明人天生长江的豪情和韧劲、大海的包容和胸襟。崇明人所说的崇明话，重在发音，并不十分讲究韵律，其“土味”正彰显了崇明人为人做事的老成、务实之风。突出之处在于简洁、形象，朴实中不乏幽默，直率中妙趣横生。“儿子”说成“猴子”，“死”说成“翘辫子”，“没有办法”说成“死蟹一只”，“有点本事”说成“三脚猫”，“准备大干一场”说成“跷拳勒臂”，“办事不靠谱”说成“脱头落襻”，“总共”说成“夯没郎当”……故意找茬比喻为“板掐丝”，无赖、蛮不讲理比喻为“斡水笃烂泥”，有后台撑腰比喻为“胛膀粗”，节外生枝比喻为“横戳枪”，十拿九稳比喻为“两只手捏田螺”，南腔北调比喻为“江北驴子学马叫”，心里有数比喻为“瞎子吃馄饨”，意见不一致比喻为“公要馄饨婆要面”，两头不着实比喻为“驼子跌在田埂上”，不负责任比喻为“推死人过界”，做事没有恒心比喻为“新箍马桶三天香”，吃力不讨好比喻为“顶着石臼做戏”，两头受气比喻为“老鼠钻勒风箱里”，做事慢慢来比喻为“烂泥罗卜，揩一段吃一段”……

崇明话的“江水味”如果再掺进“荤味”、“腥味”什么的，就使崇明话流于粗蛮，不消说外地人，就是自家人也听着别扭。形容一个人干了蠢事为“阿屎臭”；形容付出没有回报为“屁泡捞”；形容一个人做事不认真为“卵皮忑旮”、“卵子鸦舞”。崇明女人性格温和，漂亮聪慧，倘如不小心惹她们生了气，便有你好看。稍文明的是骂你“猪头三”“戆棺材”“十三点”，再低劣些就在“阿乌卵”“众牲”等脏话上做文章了。崇明人习以为常，外地人听不懂，亏得听不懂，听懂了或许脸发红。

语言是文化的传承，更是交流的工具，反映着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崇明话与各地的方言土语一样，没有优劣之分，至多是习惯上的差异。

随着说崇明话的老一代人的减少和说普通话的新一代人的成长，崇明话的使用会越来越萎缩，逐渐地被普通话所取代，尽管这种取代并不会在短时间内完成，而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既然如此，我们也只有顺其自然了。

信息来源丨崇明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