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

第一位往返印度的中国人

如前所述，最早到达印度洋的中国人是西汉的黄门使者及其下属，可是他们无名无姓，其家世人生无从得知。那么，谁是最早到达印度洋的有名有姓的中国人呢？那便是早于唐僧200多年的东晋法显和尚（334—420？）。对这位第一个往返印度的求法僧人，我们知之颇详。

法显，东晋人，出生大约在今天的山西临汾地区。后秦弘始元年（399年），法显从长安出发西行求法，遍游印度诸国，并抵达斯里兰卡， 而后乘船于东晋义熙八年（412年）七月十四日抵达长广郡（即今山东省崂山县北），历时十五个年头，成为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并且满载而归的大师。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是最早从印度洋归国的中国人，也就是最早经历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人。换言之，法显是最早乃至唯一经历了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的中国人。 联想到1600多年的行路难，实在不得不佩服法显的可贵。

佛教自公元一世纪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 东汉的衰亡导致人们对儒学信仰的怀疑和摒弃，老庄玄学和佛学反而一时兴盛。西晋时，全国佛寺已有一百八十座，僧尼人数多达三千七百人。一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慨叹，可以反映当时的情景。然而，寺庙和僧人增多，反而彰显了佛教中的戒律问题，也就是僧人如何行止，寺庙如何管理这些问题。一些僧人基于戒律之缺，决心去西天取回真经，以解中土之渴。 法显就是其中历经艰险百折不回的一位。

中国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华严游览区法显雕像

“所经之苦人理莫比”

法显俗姓龚，兄弟四人。由于三位兄长都是童年丧亡，其父恐此祸殃及法显，在法显三岁时就将其送至寺院度为沙弥。后来，法显曾经被接回家几年，回家便生病。可是，他大概与佛有缘，只要送还寺院，几天后病便痊愈。史载：“居家数年病笃欲死，因以送还寺信宿便差。”所以他就不再愿意回家而长住寺院，乃至“其母欲见之不能得。后为立小屋于门外以拟去来”。法显十岁的时候，父亲病逝，叔父以其母寡居，逼迫法显还俗。法显不从， 说：“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远尘离俗故入道耳。” 叔父觉得此言有理，就不再逼迫。不久法显之母丧亡，法显回家办理完丧事后，仍然回到寺院。

法显信仰坚贞，遵守戒律，有“志行明敏，仪轨整肃”之称誉， 在寺院修行时已经脱颖而出。有一次，他“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时有饥贼欲夺其谷。诸沙弥悉奔走”。 法显却不畏不惧，平静地对盗贼说：“若欲须谷随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预为君忧耳。”结果“贼弃谷而去。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

大约在五十岁前后，法显来到了长安。在修行学习的过程中，法显“常慨经律舛阙”，于是“誓志寻求。”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开始了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旅行。次年，他们到了张掖，遇到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五人，组成了十个人的求法团队，后来又增加了一个慧达，总共十一个人。他们西进至敦煌，得到太守李浩的资助，西出阳关渡“沙河”（即白龙堆大沙漠）。法显等五人随使者先行，智严、宝云等人在后。白龙堆沙漠气候非常干燥，时有热风流沙，旅行者到此，往往被流沙埋没而丧命。后来法显在《佛国记》中描写这里的情景说：“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勇往直前，走了十七个昼夜，一千五百里路程，终于渡过了“沙河”。接着，他们又经过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到了溩夷（今新疆焉耆）。他们在溩夷住了两个多月，宝云等人也赶到了。当时，由于溩夷信奉的是小乘佛教，法显一行属于大乘佛教，所以他们在溩夷受到了冷遇，连食宿都无着落。不得已，智严、慧简、慧嵬三人返回高昌（新疆吐鲁番）筹措行资，僧绍则随着西域僧人去了罽宾（今克什米尔）。

法显等七人得到了前秦皇族苻公孙的资助，又开始向西南进发，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里异常干旱，昼夜温差极大，气候变化无常，艰辛无此。正如法显所述：“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法显一行走了一个月又五天，平安地走出了这个“进去出不来”的大沙漠，到达了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于阗是当时西域佛教的一大中心，他们在这里观看了佛教“行像”仪式，住了三个月；接着继续前进，翻过葱岭，渡过新头了那竭国。此后，七人分头行进，慧达、宝云和僧景到了北天竺的弗楼沙国后“遂还秦土”，便返回中国，慧应在那里的佛钵寺“无常”，也即病死。

法显与慧景、道整三人一起南渡小雪山。“雪山冬夏积雪。山北阴中遇寒风暴起，人皆噤战。慧景一人不堪复进，口出白沫，语法显云：‘我亦不复活，便可时去，勿得俱死。’于是遂终。法显抚之悲号：‘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前，得过。”就这样，法显与道整奋然前行，翻过小雪山，到达罗夷国，又经跋那国，再渡新头河，到达毗荼国。而后他们走过了摩头罗国，渡过了蒲那河，进入中天竺境。接着法显和道整用了四年多时间，周游中天竺，巡礼佛教故迹。

“未见汉道人来到此也”

东晋元兴三年（404年），他们来到了佛教的发祥地——拘萨罗国舍卫城的祗洹精舍。传说释迦牟尼生前在这里居住和说法时间最长，这里的僧人对法显不远万里来此求法，深表钦佩。《佛国记》记载：“法显、道整初到祇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伤生在边地，共诸同志游历诸国，而或有还者，或有无常者，今日乃见佛空处，怆然心悲。彼众僧出，问显等言：‘汝等从何国来？’答曰：‘从汉地来。’彼众僧叹曰︰‘奇哉！边国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已来，未见汉道人来到此也。’”可见，法显和道整是最早到达舍卫城的“汉道人”，也就是中国人，当地的僧人对他们也十分敬佩。

东晋义熙元年（405年），法显和道整走到了佛教极其兴盛的达摩竭提国巴连弗邑。他“住此三年。学梵书梵语写律”，收集了《摩诃僧祗律》《萨婆多部钞律》《杂阿毗昙心》《方等般泥洹经》等六部佛教经典。道整在巴连弗邑十分仰慕人家有沙门法则和众僧威仪，于是决定留在天竺，不回国了。《佛国记》说:“道整既到中国，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遂停不归”的道整便成为第一个老死印度的中国人。

法显则一心想着将戒律传回祖国，便决定一个人归国。《佛国记》说：“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

十一人组团去印度取经，结果只有两个人最终到达目的地；两人当中，又只有一人决心回国。法显取经的艰辛，的确是十不存一。

师子国的白绢扇

或许因为经历了沙漠和雪山的痛苦，法显回国决定南行走海路。因此，我们可以推定，五世纪初的法显已经知道从印度乘船可以回到中国。 在周游了南天竺和东天竺之后，法显先“顺恒水东下”，辗转“东行近五十由延到摩梨帝国，即是海口。其国有二十四僧伽蓝尽有僧住，佛法亦兴。法显住此二年写经及画像。”而后他乘船到了师子国（斯里兰卡）。法显在《佛国记》中说：“于是载商人大舶，汎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师子国。”这里“多出珍宝珠玑。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护，若有采者，十分取三。其国本无人民，正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人共市易，市易时鬼神不自现身，但出宝物，题其价直，商人则依价置直取物。因商人来往住故，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 这也是中国人对印度洋的斯里兰卡最早的亲身观察，文献价值极高。

他在师子国住在王城的无畏山精舍，求得了《弥沙塞律》《长阿舍》《杂阿含》以及《杂藏》等四部经典，“此悉汉土所无者”。至此，法显身入异城已经十二年了。“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流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于是便决定返乡。

为什么法显看到了供养玉像的“白绢扇”而“泪下满目”呢？ 因为那时只有中国才出产丝绸，养蚕的技术要在二三百年后的唐代才传到印度等地。因此，法显看到的白绢扇是故国之物，所以涕然泪下。正如他自己所述，十几年来接触到的“悉异域人”，看到的“山川草木举目无旧”，一同求法的僧人“或流或亡”，在这样的心情下突然看到了故国方物，不能不触动心弦。这正如《晋书》记载张翰 “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菇菜﹑莼羹﹑鲈鱼脍”，睹物思情而已。

浮海东归

义熙七年（411年），法显坐上商人的大舶，循海东归。《佛国记》记载说， 他法显“即载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余人。后系一小船，海行艰险，以备大船毁坏。得好信风，东下二日，便值大风，船漏水入”。有的商人想逃到小船上去，小船的人却砍断了绳索。“商人大怖，命在须臾，恐船水满，即取粗财货掷着水中。”法显也将随身物品除了经像之外都扔到海里去，“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地众僧”。大风刮了十三个昼夜，大船漂到了一个岛屿，“潮退之后，见船漏处，即补塞之。于是复前”。“如是九十日许，乃到一国，名耶婆提。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

在耶婆提停留了五个多月，法显“复随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许人，赍五十日粮，以四月十六日发。法显于船上安居。东北行，趣广州”。按，“四月十六”约在五月中旬，那时东南季风已经盛行，法显乘坐的商船正好御风而行。不料，“一月余日，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商人贾客皆悉惶怖。法显尔时亦一心念观世音及汉地众僧蒙威神祐”。 海船漂流了七十多天，“粮食水浆欲尽，取海醎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尽。商人议言，常行时政可五十日便到广州。今已过期多日将无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 商人决定向“西北”行船，可见他们知晓中国的地理方位；而这个知识也拯救了大家。

又经过昼夜十二日的漂流，正当山穷水尽之时，大船忽然靠了岸。法显上岸询问猎人，方知这里是青州长广郡（山东即墨）的牢山。青州长广郡太守李嶷听到法显从海外取经归来的消息，立即亲自赶到海边迎接。时为东晋义熙八年（412年）阴历七月十四日。

法显六十岁出游，前后共走了三十余国，历经十三年，回到祖国时已经七十三岁了。在这十三年中，法显跋山涉水，经历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艰辛。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 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必死之地，以达万一之冀。于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唐代名僧义净称赞说：“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法）显法师则他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正路。”

法显眼中的海船和航海

法显的行程和记录，为我们了解当时海洋亚洲的航海和贸易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首先，我们知道，中国的商品已经到达了斯里兰卡和印度，法显所见的白绢扇为证。这其实并不稀奇。汉武帝时候（公元前一世纪），印度的货物已经到达中国，想必可以反证中国的货物也可以到达彼处。

其二，法显所搭乘的大船可以容纳两百人，可谓相当庞大。可见当时印度洋造船与航海之发达。载客两百人的海船，听起来实在令人惊奇，因为十七世纪初抵达北美的“五月花”号，载客也不过一百六七十人。不过，联想到古代地中海航海业的发达，这也无可惊讶。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就记录了一种木兰皮舟，说，“大食国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国不可胜计，大食巨舰所可至者，木兰皮国尔。盖自大食之陁盘地国发舟，正西涉海一百日而至之。一舟容数千人，舟中有酒食肆、机杼之属。”木兰皮大致指毗邻地中海的西北非，那里的海舶居然可以“容数千人”。周去非又详细介绍说：“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径人阻碧，非复人世，人在其中，日击牲酣饮，迭为宾主，以忘其危。舟师以海上隐隐有山，辨诸蕃国皆在空端。若曰往某国，顺风几日望某山，舟当转行某方。或遇急风，虽未足日，已见某山，亦当改方。苟舟行太过，无方可返，飘至浅处而遇暗石，则当瓦解矣。盖其舟大载重，不忧巨浪而忧浅水也。又大食国更越西海，至木兰皮国，则其舟又加大矣。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或不遇便风，则数年而后达，非甚巨舟，不可至也。今世所谓木兰舟，未必不以至大言也。” 则古代航海业之发达，实在出乎现代人的想象。

其三，法显提到了当时航海主要依赖日月星辰来判别方向。他说：“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晃若火色，鼋、鳖水性怪异之属，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值伏石，则无活路。”这段话虽然说明了航海的危险，但商人依然冒险而行，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航海知识，因而有信心和能力远航逐利。

其四，法显还提到，从耶婆提航海到广州需要五十天，途中不停留，这点值得额外的关注。 可以推见，当时的航行不必再顺着海岸航行，从东南亚可以直接穿越南海而直达广州。 直航50余天的饮食所需，航船的规模以及航海的技术，可见一斑！

其五，法显的记叙中，居然没有提到中国人，可是奇怪得很。 按理说，要是法显碰到了国人，肯定是要记上一笔的， 因为他思乡情切。 还在锡兰的时候，仅仅因为看见了华夏故物白绢扇，惹得这位六根清静的出家人泪眼婆娑。 因此，假使法显途中遇见了国人，肯定会加以记载。反过来说，因为法显没有记录，我们有相当的自信可以说，他没有遇见中国商人。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当时还没有中国商人到达东南亚的岛国，遑论锡兰和南印度了。

其六， 从上面可以推断，南海贸易的商人主要是马来人、锡兰（师子国）人以及南印度商人。 他们所乘的航船，也主要是马来船、锡兰船或印度船。那时的中国人并不是南海贸易的主要参与者，这里指的是主动出海乘帆远去贸易的那种参与。

那么，法显提到的耶婆提究竟在哪里？ 有的说在苏门答腊，有的说在爪哇，有的说加里曼丹岛的西岸。这些都是比较可能的答案。也有人说，法显到的耶婆提不在东南亚，而在中美洲，因此，法显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到达美洲的中国人。这种猜测，当然是无稽之谈，姑妄听之。值得惊奇的是，耶婆提此后就没有在中国的史籍中再次出现了。

法显的西行，是步行于所谓的丝绸之路，途中历经千难万险，有不可说之大磨难；途中有人放弃，有人病逝，有人冻毙，完成路程者不过区区二人而已。而此二人中， 决计归国者法显一人而已。法显的东归， 是假舟于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途中历经风暴洋流，几死者数矣。 或沉船死，或饿绥死，或焦渴死，或裂帆死，或弃置荒岛死，或漂流海上死，竟幸而不死，岂非佛祖在佑乎？

法显已过花甲之身，以求天命之心，过百余国，阅万余经，得大智慧，立大功德，善之善者，正是“人生六十始开始”的明证，不可不与读者诸君共勉之！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