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正

镇江路共设坊正42名，大抵并非每坊皆设。镇江路录事司隅下设坊，共有坊二十八，却不设坊正，可能以其职权归隅正，故隅正役重。丹徒县下有坊二，仅江口坊设坊正，轮充10户。

江口坊在还京门外，以近西津得名，设坊正可能即为管理水运繁忙的长江西津渡口。丹阳县共有坊十，仅在市设一坊，常充13户。坊正又多，又是常充，丹阳县市繁荣，坊正负担较重。

金坛县共有十七坊，其中四坊设坊正19名，有常充13户，轮充计6名。坊正仅设于部分坊内，设于交通枢纽或市井繁华处，坊正应是具有管理商业活动的职能。坊正有轮充有常充，常充的设置不合坊正轮充之意，是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承当常充负担较轮充为重，充役时应是考其户等进行了拣选。

里正

里正为元代农村的基层行政职务，也是镇江路数量最多的户役，共有522名。镇江路县下设乡，乡下设都、里、保，“每乡所辖都分不等，其中为里、为村、为坊、为保，皆据其土俗之所呼以书。”乡设里正、主首，“里正催办钱粮，主首供应杂事。”然《至顺镇江志》的《户役》中仅载里正、社长却未有主首，可能此时此地社长已经取代了主首的职能，故只载社长而不载主首。丹徒县共有八乡，常充7户，轮充131户。

每乡有里正数人，多者二十九户，少者仅有五户；丹阳县共有十二乡，常充72户，轮充93户。每乡里正多者二十四，少者八户；金坛县共有九乡，常充137户，轮充82户。每乡多者五十四，少者十二户；三县二十九乡，每乡里正人数不一、悬殊较大，大抵里正数目未有每乡的定额，而是考虑乡的田土大小决定的。

里正、主首科役繁重，破家荡产往往有之，其中又以里正最为缺纳，概因里正负责催办钱粮。镇江路因宋代遗弊，赋税科差困难，虽经延佑乙卯经理田粮，弊端未革：“润官民田土错杂，而贾似道公田尤为民害。盖其买田之时，但以银券诰牒准折其直，民间迫于应命，多有岁输租于官，而实无田者。及其终也，业主稍废，又有以公田为己业而贷之者。于是有科无征之粮，岁终，里正往往缺纳，经理之际，虽令自实，然以其亏损元额，卒难蠲除。

”里正逃役频繁，“为政者有忧之，复令民出田以助役，逃亡事故仅可补益”，但细民又添负担。“间有桀黠之徒，稍能枝梧，复为细民之蠹”，奸猾之人鱼肉乡里，本分之人倾家荡产，若要均其户役，则“抑肥者不一二，而瘠者已什伯矣。”镇江路仅有隅正、坊正、里正三类差役，当时因为镇江路辖区较小，人口偏少，故根据情况对差役的内容有所删减，但依旧足以令充役人倾家荡产。

蒙元以诸色户计管理户口、摊派差役，至顺年间镇江路的户口数据记录了这一制度诸在江南的实施成效。直至至顺，南人仍是镇江路的绝大多数，民户更是占据户口的九成以上，镇江路的人口比例并未因蒙元统治而大变。以户口而至户役，诸色户计更多地是嫁接在亡宋旧例之上，从未在江南真正扎根。

元代中期后，诸多户种被迫“重役”，诸色户计自身也走向消亡镇江路所输常赋承继宋夏秋两税，只在细节上有所调整。与宋代两税不同，镇江路在元代征收粳糯远多于大小麦，还能按比例以米折麦。征收谷物的种类在元也更为细化，白粳米、白糯米、香糯米成为征税类目，稻作良种培育和推广应已有成效。宋元相较，江南稻作种植在元更为繁盛。

元别于宋，以征丝代绢、罗。只征原料，不征成品，元时缫丝业与机织业应已分离。原料与生产的分离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雇佣萌芽由此萌发。镇江路还征收月半钞、房钱与地钱，当是南方所收地租，因其多来自录事司本府，大抵是具有商业性质的土地所得。元代镇江路土贡中丝织品减少，然和买、造作成为常法，输送丝帛仍是当地的重担。

紵丝等新品类由造作输纳，缎的织作技术逐步成熟，在输物纳贡的压力下元代丝织业迎来技术的革新。元中期大德年间以后，赋税政策屡屡变迁，对于免差役户种多加制肘，然就《至顺镇江志》中户口、赋税及公役的研究，元代政策之弊未有改变，朝廷大兴赏赐和对佛道教的纵容所带来国库空虚，依旧由人民所填补。

元代江南赋役制度的特征

元代幅员辽阔，各区域之间地理气候、风土人情差距甚大，蒙元统治者不得不将区域间的差别纳入政策制定的考量之中，因地制宜成为很多政策背后的潜台词。在蒙古铁骑下，金国灭亡，宋室败落，华北、江南在割据数百年后首次纳入同一政权之中，如何将在北地创建的制度用于江南成为棘手的问题。蒙古人选择了南北分制的思路，延续了宋辽金割据时期南北各自发展的历史趋势。

在征服南方的过程中，蒙古统治者一改灭金时的劫掠作风和屠城政策，着力保留当地的基层管理系统和南宋籍册，江南的人口和社会秩序基本留存，社会发展也并未被宋元战争所阻断。既然保存了有生力量，元代统治者开始在南宋旧制之上谋求发展，为此不惜给予江南各地更多的自治空间，允准地方官府在赋税等方面参考南宋旧例斟酌办理。

元代江南赋税基本脱胎于亡宋旧制，各地征税的类目、方法等并未脱离南宋旧例。在役法上，蒙元试图将北方政策嫁接于南方土壤之上，其在北方创制的诸色户计和户等制照搬到了江南。虽在户口登记上有所体现，但元代户籍制度并未影响现有的人口格局，只是给江南人口套上了诸色户计的框架。至于江南的户等制，虽秉持着均赋役的初衷，但其实施效果一直存疑。

元代江南的逃役严重、赋税不均，是本地兼并严重的社会现实与外来的强力互相结合的结果。一方面，江南在宋代就存在着主客对立，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是其写照。由宋入元，地方上的统治秩序和财产占有并未颠覆，地主和佃农的身份得以延续，土地兼并在南宋基础上越演越烈。

另一方面，征服势力进入江南，大量户口田土被赐给亲王公主，有势有力之家积极谋求投充影占，充役户口持续减少。同时，蒙古给予了“敬天祝寿”的僧道户过分的优待，对其赋役的减免只能摊派在其他户籍之上，贫者由此破产。

综上所述，元代江南赋役不均、逃亡严重，总的来说还是因为江南地区种族阶层和经济结构的共同作用。元统治者在江南地区的统治有移植北方政策的成分，亦有仿造南宋旧例的成分，这二者的并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但也造成了更加严重的社会矛盾。“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各阶层间的不均，便是元代在江南的统治中最为致命的弊病。